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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作者或出處:謝靈運

      芰荷迭映蔚,蒲稗相因依。


      出自南朝詩人謝靈運的《石壁精舍還湖中作》
      昏旦變氣候,山水含清暉。
      清暉能娛人,游子憺忘歸。
      出谷日尚早,入舟陽已微。
      林壑斂暝色,云霞收夕霏。
      芰荷迭映蔚,蒲稗相因依。
      披拂趨南徑,愉悅偃東扉。
      慮澹物自輕,意愜理無違。
      寄言攝生客,試用此道推。
      賞析
         公元423年(宋景平元年)秋天,謝靈運托病辭去永嘉(治所在今浙江溫州)太守職務,回到故鄉會稽始寧(今浙江上虞)的莊園里。這里曾是他族曾祖謝安高臥之地,又是他祖父謝玄最初經營的莊園,規模宏大,包括南北二山,祖宅在南山。謝靈運辭官回家后,又在北山別營居宅。石壁精舍就是他在北山營立的一處書齋。精舍,即儒者授生徒之處,后人亦稱佛舍為精舍。湖,指巫湖,在南北二山之間,是兩山往返的唯一水道。此詩當作于公元424-426年(元嘉元年至三年)之間。
         起首二句即對偶精工而又極為凝煉,從大處、虛處勾勒山光水色之秀美。山間從清晨的林霧籠罩,到日出之后霧散云開,再到黃昏時暝色聚合,一天之內不僅氣候冷暖多變,而且峰巒林泉、青山綠水在艷麗的紅日光輝照耀下亦五彩繽紛,明暗深淺,絢爛多姿,變態百出,使人目不暇接,賞心悅目。“昏旦”、“氣候”,從時間縱向上概括了一天的觀覽歷程;“山水”、“清暉”,則從空間橫向上包舉了天地自然的立體全景。而分別著一“變”字、“含”字,則氣候景象之變態出奇,山光水色之孕大含深,均給讀者留下了遐思逸想。兩句看似平常,卻蘊含博大豐富。
         “清暉”二句,用頂真手法蟬聯而出,承接自然。雖由《楚辭·九歌·東君》中“羌聲色兮娛人,觀者憺兮忘歸”句化出,但用在此處,卻十分自然妥帖,完全是詩人特定情境中興會淋漓的真實感受,明人胡應麟云:“靈運諸佳句,多出深思苦索,如‘清暉能娛人’之類,雖非鍛煉而成,要皆真積所致。”(《詩藪·外編》)即指出了詩人并非故意效法前人,而是將由素養中得來的前人的成功經驗,在藝術實踐中觸景而產生靈感,從而自然地或無意識地融化到自己的藝術構思之中。“娛人”,使人快樂;“憺”,安然貌。不說詩人留戀山水,樂而忘返,反說山水娛人,仿佛山水清暉也解人意,主動挽留詩人。所謂“以我觀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”(《人間詞話》)
         “出谷”二句承上啟下:走出山谷時天色還早,及至進入巫湖船上,日光已經昏暗了。這兩句一則點明游覽是一整天,與首句“昏旦”呼應;同時又暗中為下文寫傍晚湖景作好過渡。
         以上六句為第一層,總寫一天游石壁的觀感,是虛寫、略寫。“林壑”以下六句,則實寫、詳寫湖中晚景:傍晚,林巒山壑之中,夜幕漸漸收攏聚合;天空中飛云流霞的余氛,正迅速向天邊凝聚。湖水中,那田田荷葉,重疊葳蕤,碧綠的葉子抹上了一層夕陽的余輝,又投下森森的陰影,明暗交錯,相互照映;那叢叢菖蒲,株株稗草,在船槳剪開的波光中搖曳動蕩,左偏右伏,互相依倚。這四句從林巒溝壑寫到天邊云霞,從滿湖的芰荷寫到船邊的蒲稗,描繪出一幅天光湖色輝映的湖上晚歸圖,進一步渲染出清暉娛人、游子憺然的意興。這一段的寫法,不僅路線貫穿、井然有序,而且筆觸細膩、精雕細琢,毫發畢肖。在取景上,遠近參差,視角多變,構圖立體感、動態感強;在句法上,兩兩對偶,工巧精美。這一切,都體現出謝詩“情必極貌以寫物,辭必窮力而追新”的特點。雖系匠心鍛煉,卻又歸于自然。
         “披拂”二句,寫其舍舟陸行,撥開路邊草木,向南山路徑趨進;到家后輕松愉快地偃息東軒,而內心的愉悅和激動仍未平靜。這一“趨”一“偃”,不僅點明上岸到家的過程,而且極帶感情色彩:天晚趕忙歸家,情在必“趨”;一天游覽疲勞,到家必“偃”(臥息)。可謂煉字極工。
         末尾四句總上兩層,寫游后悟出的玄理。詩人領悟出:一個人只要思慮淡泊,那么對于名利得失,窮達榮辱這類身外之物自然就看得輕了;只要自己心里常常感到愜意滿足,就覺得自己的心性不會違背宇宙萬物的至理常道,一切皆可順情適性,隨遇而安。詩人興奮之余,竟想把這番領悟出的人生真諦,贈予那些講究養生(攝生)之道的人們,讓他們不妨試用這種道理去作推求探索。這種因仕途屢遭挫折、政治失意,而又不以名利得失為懷的豁達胸襟,在那政局混亂、險象叢生、名士動輒被殺、爭權奪利劇烈的晉宋時代,既有遠禍全身的因素,也有志行高潔的一面。而這種隨情適性、“慮澹物輕”的養生方法,比起魏晉六朝盛行的服藥煉丹、追慕神仙以求長生的那種“攝生客”的虛妄態度,無疑也要理智、高明得多。因而不能因其源于老莊思想,或以其有玄言的色彩,便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。何況在藝術結構上,這四句議論也并未游離于前面的抒情寫景之外,而是一脈相承的,如箭在弦上,勢在必發。
         此篇除了具有劉勰所指出的那些宋初詩歌的普遍特征之外,還具有兩個明顯的個性特點:一是結構綿密,緊扣題中一個“還”字,寫一天的行蹤,從石壁——湖中——家中,次第井然。但重點工筆描繪的是傍晚湖景,因而前面幾句只從總體上虛寫感受。盡管時空跨度很大,但因虛實詳略得宜,故毫無流水帳的累贅之感。三個層次交關之處,兩次暗透時空線索。如“出谷”收束題目前半,“入舟”引出題目后半“還湖中”;“南徑”明點舍舟陸行,“東扉”暗示到家歇息,并引出“偃”中所悟之理。針線細密,承轉自然。其次,全詩融情、景、理于一爐,前兩層雖是寫景,但皆能寓情于景,景中含情。像“清暉”、“林壑”、“蒲稗”這些自然景物皆寫得脈脈含情,似有人性,與詩人靈犀相通:而詩人一腔“愉悅”之情,亦洋溢跳蕩在這些景物所組成的意象之中。正如王夫之所評:“謝詩……情不虛情,情皆可景;景非滯景,景總含情。”(《古詩評選》)結尾議論,正是“愉悅”之情的理性升華,仿佛水到渠成,勢所必然。前人贊其“舒情綴景,暢達理旨,三者兼長,洵堪睥睨一世。”(黃子云《野鴻詩的》)信非溢美。全詩充滿了明朗奔放的喜悅情調,確如“東海揚帆,風日流麗。”(《敖陶孫詩評》)難怪連大詩人李白也喜歡引用此詩佳句:“故人贈我我不違,著令山水含清暉。頓驚謝康樂,詩興生我衣。襟前林壑斂瞑色,袖上云霞收夕霏。”(《酬殷明佐見贈五云裘歌》)即此亦可見其影響之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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